徐道稳:新形势下重新理解社会工作

2023-09-16 14:57:51 媒体报道 分享到:

  2023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决定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是我国社会工作发展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对促进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对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社会工作教育界和实务界对中央社会工作部的成立充满期待,同时也有一些人感到迷茫,提出了在发展初期经常出现的“什么是社会工作”的经典之问。对此,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央社会工作部所管理的社会工作是“大社会工作”,专业社会工作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笔者认为,大社会工作论在中西比较的意义上是成立的,但是将专业社会工作归于社会工作的一个类别的观点则值得进一步讨论。

  众所周知,社会工作的价值伦理、专业理论、方法技巧产生于西方国家并传播到世界各国。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得以恢复的社会工作教育自然也学习了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尤其得到了我国香港地区社会工作教育界和实务界的帮助。西方社会工作的传统观点认为,社会工作是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的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的助人服务活动。这里的助人服务活动有多重理解,包括助人的职业、助人的过程和助人的专业方法等,但是不管哪种理解都接受“社会工作是社会福利的传递机制”的观点。社会工作起源于民间的慈善活动,但是在福利国家体制下被建构为社会福利制度的组成部分。换言之,西方社会工作的功能定位是改善社会福利,特别是改善困难群体的社会福利。

然而,我国在社会工作职业化制度设计时就对社会工作做出了不同于西方的功能定位。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笔者据此理解为,中央将社会工作定位为社会建设的重要抓手,而社会建设包括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两大板块。社会工作人才的使用主要是通过多种渠道充实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部门来实现,目的是提高社会服务专业化水平。

  换言之,在社会工作职业化之初,我国就不仅仅将社会工作的功能定位为民生保障(社会福利),而是将其定位为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而且后来似乎更重视社会工作的治理功能,这从多届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能循出轨迹。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板块提出要发展专业社会工作,后来的政府工作报告凡是提及社会工作的,均出现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板块。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社会工作的提法从过去的“发展专业社会工作”变成“大力发展社会工作”,从中似可体会到中央对社会工作的理解发生了细微而重要的变化。此次中央社会工作部更是将人民信访、基层政权建设、非公领域党建等纳入其职责范围,更加凸显了社会工作的治理功能。

多年来,国内不少学者将我国社会工作分为专业性社会工作和行政性社会工作。笔者没有查到关于专业性社会工作的明确表述,所谓专业社会工作应是指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理论和方法提供的专业性服务。若这种理解无较大偏颇的话,将专业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工作的一种类别则面临两个问题:

  一是区分大社会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的逻辑结果是社会工作者和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区分,这就如同区分教师与专业教师一样在逻辑上令人费解。二是这种区分一方面使“专业社会工作者”产生优越感,另一方面也令“非专业社会工作者”反感,不利于社会工作的职业化专业化发展。此外,大社会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的区分容易产生专业社会工作是“小”社会工作的错觉。实际上,《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为专业社会工作规划了17个服务领域,实践中更是超过20个领域。这些领域的社会工作服务既有民生保障方面的,也有社会治理方面的,还有两者兼而有之的,这说明专业社会工作与大社会工作在领域上是一样“大”的。

因此,专业社会工作与大社会工作在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上没有明显的差异,在服务方法和服务效果上可能有所不同,但是也不能据此就断定大社会工作一定没有专业性,其中蕴含的理论和方法仍需提炼。可见,问题的实质不是专业与非专业的区分,而是社会工作行业内部专业水平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纠结大社会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的关系,不如强调大力发展社会工作教育,提高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水平,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服务。

  如前所述,我国职业化社会工作从一开始就比西方社会工作服务领域要大,这对我国社会工作的理论、方法和实务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比较迫切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重新认识社会工作。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IFSW)和国际社会工作教育联盟(IASSW)在其2014年度大会上通过社会工作专业的全球定义:“社会工作是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职业,也是一门促进社会变革、社会发展、社会团结以及赋能和解放人民的学科。社会正义、人权、集体责任和尊重多样性的原则是社会工作的核心。以社会工作、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理论和本土知识为基础,社会工作将人们和组织密切结合起来,以应对生活挑战并增进福祉”。

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是由来自147个国家的社会工作组织组成的非政府组织,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也是其会员。该组织对社会工作的定义体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该组织还强调上述定义可以在国家或地区层面加以扩大。可见,社会工作的内涵和外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的。当然无论如何,社会正义、人权、集体责任和尊重多样性的原则不应改变,促进社会发展和团结的使命不应改变。

第二,明确“谁是社会工作者”。在过去十几年中,“谁是社会工作者”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根据有关官方文件,社会工作者是指通过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的人员;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是具有一定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能,在社会福利等领域直接提供社会服务的专门人员。这两种界定既有逻辑上的缺陷也与实践不符。如果说社会工作是党和政府开展社会建设的重要抓手,那么社会工作者就是党和政府在社会领域的得力助手。然而,社会领域涉及不同部门、行业和岗位,显然不是社会领域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社会工作者。

笔者认为,认定社会工作者应当遵循三个原则:一是职业原则。社会工作是一个职业,社会工作者是以社会工作服务为生的人员。二是专业原则。社会工作者掌握了专业理论和方法,拥有专业技术人员身份,这一身份的标志是某种证书或证明。三是一线服务原则。社会工作职业以服务立足,社会工作者应当在一线提供专业服务,当然这种服务不一定总是全职的。

第三,创新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对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和职业的影响重要而深远,目前我国社会工作教科书中,社会工作实务方法还未突破个案、小组、社区的分类。基于我国对社会工作的功能定位,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在我国不仅未必全部适用,而且也未必够用。这就要求我国社会工作伦理、理论、方法亟待本土化创新,要求教育界和理论界深入丰富生动的社会工作第一线,在吸收借鉴西方社会工作理论方法的基础上,总结提炼中国特色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相应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

实际上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开始,例如,王思斌、童敏、张和清等一批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已经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总结和概括。当然,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的本土化创新不可能一蹴而就。下一步需要从社会工作教育入手,将已有的本土化成果融入新的教材体系和课程体系,让年轻人既能学习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也能学习本土的理论和方法,在年轻学者和老一辈学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只有坚持实践、研究、教育、实践的上升性循环,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体系才能有序建成。

第四,缓解社会工作服务的内在张力。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抓手涉及多个领域,最粗略的分类包括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社会工作要在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两大领域同时发挥作用也有可能面临一些矛盾。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既有共同的价值目标(如社会和谐),也有不同的价值追求。民生保障注重人民生活和社会福利,追求有质量的生活;而社会治理注重社会管理和社会稳定,追求有活力的秩序,二者在一定条件下会存在某种程度的张力。如何缓解这种张力、平衡二者的关系是决策者需要重视的、也是学术界需要深入研究的议题。

(作者系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中国社会工作学会副会长)

作者:徐道稳

来源:《中国社会工作》2023年9月上刊